《重生70我带乡亲度饥荒》
1970年的黄土坡，风卷着沙砾刮过龟裂的土地，村口老槐树上的钟声哑了，只有饥饿的乌鸦在断壁残垣间聒噪，现代青年王依海在实验室的爆炸中惊醒，眼前是漏风的土炕、咳血的祖母，以及墙上“备战备荒”褪色的标语——他重生了，回到了全国性饥荒最深的年月，带着四十年农业技术员的记忆，站在了全村三百口人的生死路口。
“等天收就是等死。”攥着一把掺着沙子的麸皮，王依海砸碎了村里“听天由命”的旧规矩，他顶着“吃饱了撑的”唾沫，拉来村里唯一的高中生管怡欣，在月光下用烧火棍在地上画土壤剖面图：改良耐旱的“金穗”玉米，用灶灰发酵氮肥；带着壮年汉子在山坳里凿水渠，妇女们编草辫换回的粮食，悄悄堆进了村口的粮仓。
当第一株“金穗”玉米在瘠薄地里窜出半人高，老支书摸着沉甸甸的棒子哭了；当山泉水蓄进蓄水池，干涸的稻田泛起青绿，孩子们捧着热腾腾的玉米糊糊，眼睛里第一次有了光，可流言也跟着疯长：“搞投机倒把”“破坏集体生产”，历史的风浪裹挟着时代的压力，拍打着这个摇摇欲坠的村庄。
这不是一个人的重生，是一群人在绝境里，用算盘、锄头和脊梁，从历史的尘埃里刨出一条活路，每一粒金黄的玉米，都是对绝望的反抗；每一滴汇入稻田的汗水,都映照着人性最朴素的担当。
